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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谈ETH先看V神论文《自由激进主义:一个在社区间中立的社会的正式规则》

Vitalik Buterin,ZoëHitzig和E. Glen Weyl日前发表了论文《自由激进主义:一个在社区间中立的社会的正式规则》(Liberal Radicalism: Formal Rules for a Society Neutral among Communities)。一位ID为FlatOutCrypto的用户在Medium上发布文章,对这篇长达41页的论文进行了简单解

(原标题:解读V神论文《自由激进主义:一个在社区间中立的社会的正式规则》)

本文为作者原文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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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逐句地解读整个摘要:

我们提出了针对慈善(博爱;不但考虑自己,也考虑其他人)或公共募集种子轮项目的设计,以便(近乎)最佳地提供分散的、自组织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生态系统。

分散的、自组织的生态系统听起来非常像DAO(分散的自治组织)的概念。不同之处可能体现在前者想要如何从这个组织中获得近乎最佳的公共产品供应上,而这是DAO不涉及的内容。

DAO本质上是一个分散的众筹组织,它将承诺的ETH汇集到一个池中。然后,投资者能够依据他们DAO代币的持有比例进行投票,投票选择DAO为哪些项目提供资金。

公共产品的定义需要解释一下。公共物品是非排他的(即一个人/团体不可能或至少非常难以排除其他人去使用所述商品)和非竞争性的(即如果我使用所述商品则不会阻止他人使用它)。如果我买了一套房子,那就阻止其他人购买和居住那套房子里,这里的房子就不是公共产品。然而,像国防这样的东西是一种公共产品。我不能选择不受我国国防军的保护。如果别人不支付他们的需要支付的费用,我也不能阻止他们不受到我国国防的保护。

这个概念将我们的想法从二次方投票(Quadratic Voting)扩展到内生社区形成的筹资机制。个人将公共物品捐赠给对他们有价值的项目。项目收到的金额(按比例)为收到的捐款平方根总和的平方。

二次方投票(QV)是Weyl先前提出的一个概念。简单地说,QV并非通常的1人1票(1p1v)或使用资本作为投票权重(例如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人可以线性方式购买最多的投票,例如1票需要1美元,有100万美元的人可以买1百万票),而是投票者购买他们希望购买的票数的平方。

例如,1票仍将花费1美元。但3票要花费9美元,8票要花费64美元等等。 QV背后的基本原理是,投票者会利用他们的资源购买最能影响他们的问题的投票,但同样的,如果他们要购买所有问题的投票那么他们将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对一个问题贡献4票的投票者将花费他们16美元,但如果他们在16个单独的问题上投票,只需16美元)。

我认为内生社区形成意味着社区从内部形成。但我不完全确定它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我想我们稍后会发现。我猜这大概是为了确保不需要具有集中性或控制性的力量来引导和控制不同的各方在社区的参与。

在“标准模式”下,这产生了第一个最佳公共产品供应。

与上述相关的理论是,由于人们将他们的投票分配给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它将导致公共物品的最佳提供。

变量(variation)可以限制成本,有助于防止串通和协助。

不言自明。这些变量是我猜想会出现很多细节问题的地方,用来解释不仅仅使用QV的用例,以及分散组织如何使用它。

我们讨论了竞选融资、开源软件生态系统、新闻媒体融资和城市公共项目方面的应用。

不言自明。

更广泛地说,我们通过提供支持集体组织的中立、非专制规则来解决政治哲学中经典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争论。

如果你像我一样,那么你甚至不知道经典的自由共产主义争论是什么。我想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个。

 

介绍

 

我不会逐行解读介绍部分和后续章节,但会重点关注一些关键点。

本文讨论的基本问题围绕着如何为公共产品提供资金,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了可能导致的问题:

1. 如果我们只是要求人们为公共物品做出贡献,那么就会导致搭便车(free-rider)的问题。这基本上是失败的市场。如果其他人都在为国防掏钱,那我为什么还要掏?即使我不付钱,我也能享受这些福利。因此,当这个问题的规模扩大化时,就会导致不公平、资源不足或最终导致无法提供公共产品。

2. 1p1v(一人一票)的系统也存在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根据个人对其的重视度,公共产品可能无法被创建。因此,可能会产生“错误的”公共产品。

作者指出,这个解决方案来自二次方投票(QV)。他们指出,“募集准则可能乍一看似乎很奇怪或深奥”。但这对我来说是合乎逻辑的。补贴那些不太能够做出贡献的人,以最大限度地减弱最有能力的人所获得的支配地位,因此激励资源最少的人仍然有所贡献(因为他们的投票价值更高,可以产生影响),同时仍允许资源较多的人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项贡献更多的投票

然后,他们继续研究了遵循类似原则的现有系统。举个例子,许多公司将员工的慈善捐款与设定好的捐款限额相匹配。因此,捐赠100美元的员工A,公司补助100美元,总共200美元;而捐赠1000美元的员工B则可获得100美元,总共捐赠了1100美元,仍远远超过同事A的200美元,但根据投入的资源B获取资助的比例减少。这中间有什么问题?没有系统性的设计,捐款比率/最大值是随意定义的。

本质上来说,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避免(1)和(2)的问题,以及这些随意的限制设定(它们最终不是最佳的捕捉价值的方式)。

 

背景

 

本节首先回到搭便车问题,指出“因为每个人,如果他自私地行事,只考虑他自己所获得的好处,而不是所有其他人的好处,募资水平将不会随着人数的增加而提高。”

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这很重要 ——由于税收的存在,大多数国家才能提供比较好的国防和其他公共产品。税收试图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为公共物品提供资金的手段,但历史上(或者至少目前)从未被视为这样,因此民众也不是这种募集的当前受益者。

此外,公共产品并非停滞不前 ——它们可以改变。例如,数据的收集是公共产品吗?开源软件呢?新闻业呢?新闻业是一个处于危机之中的行业,相比目前被视为廉价且易随意丢弃的商品,它无疑可以从被视为公共物品中获益的。

同时,对于较小的社区有价值的产品(或者在需要募资时,可能被误解或不被人理解的想法)可能会被忽略,以支持更多多数人喜欢的想法。作者指出,这意味着这些小团体“很可能无法从民主中获得资金;这是大多数小社区主要由慈善机构或国家资助,而不是由1p1v资助的一个重要原因。”

接着,作者继续指出这些当前方法的一些其他问题:

1p1v

· 基于多数人的意愿 ——通常直接反对创造最大整体价值的东西 · 可能压迫少数 · 昂贵

私人的排他行为

· 低效排除潜在用户 · 最低估价的公民确定提供水平 · 昂贵

慈善

· 依赖的动机经常与共同利益不一致,并容易产生相互冲突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用QV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单独的QV仅解决了上述1p1v系统中的低效率问题,而不是灵活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定义灵活性很有用吗?灵活性是指所有上述形式都需要一个集中的权力机构来定义我们将要投票以分配资源的公共物品是什么。记住,本文的重点不仅仅是提供一种新的投票方式,还包括摘要中提到的“内生社区形成的筹资机制”。我认为这种灵活性就是所提到的社区形成,因为我们希望分散的组织能够形成一种将新公共产品有机地推向前沿的手段。

我还要注意,慈善的想法是本文的一贯主题。所描述的许多应用似乎都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而不是更广泛的社会提升

还有什么?

阅读时我摘出的其他一些内容:

需要由外部或事先指定公共物品是没有道理的;任何公民都可以随时提出新的公共产品。

这相当巧妙地包含了我上面试图解释的内容。

我们在这里的关注点在于让与美元同等的价值尽可能大,而不是实现公平的价值分配(我们假设基本资源的公平分配已经以某种其他方式实现,例如同等的资源初始分配)

这并不是试图创造某种平等主义的乌托邦;它是为了让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可以产生的价值尽可能大。上文后半部分关于公平分配基本资源的假设似乎是一个相当大的假设。我不完全确定包含这个假设的目的,因为很难想象这是是一个可行的起点。

根据筹资机制的调整方式,可能会有一些改进;正如Bergstrom认为的那样,如果存在一些合理的代理,其代理的个人可以从一个公共产品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并且我们可以为此征税,那么一人一票的民主可能产生合理的结果,因为每个人都会就一个特定的商品是否需要达成一致。但是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共识机制都会达成一致。我们的目标是找到适当的募资机制,而无需假设需要先前这种集中的知识。

我认为这一段是不言自明的,并且很好地总结了作者在当前的筹资机制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以及为什么他们提出需要采取分散的手段。

任何公民都可以随时提议将新组织纳入系统……可能会在经过一个或多或少系统性的流程后被管理员批准加入到系统中;

我想管理员会是所有持有者投票选出,或者是与Token Curated Registries的设定类似?

公民将得到一些(为了安全起见,可能是不完善、延迟的)指标,显示各种项目的总资金水平。

如果一个项目有足够的资金来运作,并且通过列出许多类似的提案来阻止资金的分散,这可以让贡献者知道他们的贡献所造成的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希望允许负面贡献,因为某些“产品”对某些人来说是公共“坏产品”,例如为仇恨言论提供资金。在某些情况下允许这样的行为可能是不可取的,但假设我们允许负面贡献的存在并不会马上毁了一切。

这是该机制的一个明显缺陷;我们如何禁止“坏的”的公共产品?

结论

 

我认为,关注自由激进主义的概念最初是如何出现的是非常重要的,而加密货币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平台,因为加密行业:

1. 充满了突然暴富的人,他们可能会乐于资助新的想法和公共产品

2.由于加密行业最富有的一些人可能就是最初的信徒,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可能对改革现有分配方法和权力结构的尝试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3. 在意识形态上,更有可能对技术优先和分散的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4. 已经在尝试新的治理形式和组织结构(例如TCR,Aragon等)

5. 生态系统中的许多努力可以从被视为公共产品中获益(例如基础协议)

6. 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写道,最终我们会找到比ICO更好的融资机制。在某些时候,ICO这口深井将不可避免地枯竭。虽然今年ICO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我坚信它会在下一个牛市回归;然而,从长远来看,没有投资者保护的ICO将无法持续

Buterin,Hitzig和Weyl的论文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被很多人忽视,因为它在标题中有“Liberal Radicalsim(自由激进主义)”这样的词,也因为论文涉及的知识层次高,同时非常详细。 Hitzig甚至承认,“这种机制可能看起来很深奥…… 我们担心LR成为一个很好的抽象概念,没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只有少数人理解”。

但是,我认为论文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想法和准则,包括如何避免多数人的暴政为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融资机制,以及减少对中央机构的依赖

本文来自巴比特,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本文观点不代表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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